奥运会充其量也只是一次运动会，用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

在信仰的时代，奥运会是神圣的。

诸神死了，神圣的祭火熄灭了。

上帝被哲人宣告死亡的时候，奥运复活了，但是已经没有了神圣。现代奥运展示的是人的精神。

奥运会离开了希腊故土，走向了全世界。世界也走进了奥运。

在文明的地图上曾经发出过耀眼光芒的中国，希望借助奥运展现自己的风采。

于是张艺谋来了。

无论你对昨天的仪式是否满意，无论每个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怎样的不同，你都得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张艺谋用现代技术手段，展示了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中国，一个张艺谋心目中的中国。这个中国也许和你心目中的不一样，但至少和你心目中的中国一样真实。

这是一个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充满了活力的自豪的中国。

开幕式体现了中华文化与奥运精神的完美结合，创造了震撼人心的艺术。

 读书时经常见到一些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古人注释往往不着边际。今人注解仅仅说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或者植物。古代传说的神话动植物为什么那么多？其实，大多数这一类生物本来就是现实中的生物，后来名称变了，后人已经不了解罢了。

凤凰，古代写作凤皇，甲骨文里有凤，和风是同一个字，像一副长长的孔雀尾，与金文里的朋字相似。但朋是串在一起的宝贝或钱币。鹏和凤同音，应是同一种鸟。关于西周取得天子地位，有凤鸣岐山的传说。从各种记载和后来的绘画看，凤应该是鸡形目的一种鸟。孔雀的叫声特别响亮，按照古文鸣字的用法，凤很可能就是孔雀。按照商周时期关中一带气候条件，当时孔雀很可能在秦岭一带有分布，但是在关中很少见到，所以在岐山偶然听到孔雀的叫声，就成了吉兆了。

龙，应该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爬行动物。有人认为就是扬子鳄。上古在北方广泛分布。

蛟，《晋书 周处传》、《世说新语 自新》里记载周处斩蛟龙的故事，虽不无夸张，却证明当时人见过这种动物，应该是一种袭击人类的淡水鳄鱼。

麟是一种鹿，闻一多《诗经新义》认为与麇麕慶麞等字都是指鹿。麞是獐子，不是鹿。

麈，今天叫麋鹿，也叫四不象，野生群体已经灭绝，清代被人从万牲园盗走，在国外养殖，在中国境内绝迹。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引回。古人用麈尾作拂子，魏晋成为清谈时的道具。《华阳国志》记载麈的产地在四川贵州一带。麋在古代是另一种动物，可能是驼鹿吧。

貘，是大熊猫。古书记载产地现代分布稍广，习性（食铁）与大熊猫相似，形貌似熊，毛色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黑白色，一说是黄黑色，是棕色大熊猫。

狨，是川金丝猴，产地与现代一致，比现代分布稍广，两宋时期金丝猴毛皮是官服的材料。

猿，是长臂猿，分布在三峡地区，“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

兕，是一种独角，体型较大的犀牛，性凶暴，可能会主动袭击人类，古书上把它与猛虎并论，而且排在前面，称兕虎。上古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有分布，到了春秋时期，分布在南阳以南地区，到两晋南北朝时退到巴蜀贵州等地，后来在中国境内消失了。

象，并不是一种有争议的动物，但是商周之际仍然在黄河流域有分布，秦汉时期分布区域已经退到两广一带，现在只有云南南部有分布。

貔貅，是两种豹子，种类已经无法确定。

 秦汉以前的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知识远非后世所能想象。《山海经》大概存在大量的错简与讹误，由于后人无法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于是长期以来被当成了志怪书。其实《山海经》记载的山川物产大部分都可与现实相对应。

昆仑，我认为林梅村先生的说法是对的，汉以后翻译为祁连，意思是天，后世意译为天山。至于昆仑的方位，《山海经》有不同的说法。《西山经·西次三经》“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丕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北望诸毗，槐鬼离仑居之，……东望恆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泛天之水。……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嬴母之山，神长乘司之，……其上多玉，……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海外南经》“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歧舌东，为虚四方。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

《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而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硃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昆仑虚南所，有泛林方三百里。”“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大多表明，昆仑附近有赤水、黑水、弱水、青水、河水，近处有流沙。昆仑之墟，是一个重要的神山，与西王母有关。多数记载明确昆仑在西北方，只有《海外南经》例外，可以支持泰山说。

按《山海经》中《山经》多与实际地理相符，其中西山四经中，一为秦岭山脉，一条是渭北高原南缘山系，一为秦岭支脉，所记山川物产与实际相符，只有《西次三经》神话成分最多，方位也最难确定。可以认为《西次三经》是关于一条东西或西北—东南走向的山系，这条山系不与秦岭平行。或者是秦岭支脉。或是余脉，或者是更西方的一条山脉，昆仑是其中的一座与宗教相关的山。具体是哪一条山脉，尚需要考证。

其他海内、海外、大荒经，一篇之内所记，往往纵横万里。所以除《海外南经》把昆仑虚放在东方外，其他记载并不与《西山经》矛盾。

《竹书纪年》曰：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穆天子传》“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均记载昆仑在中国西部。按《穆天子传》所述路线，昆仑应在新疆境内天山中段。

《山海经》中有玄圃，又做县圃，《楚辞离骚》

  朝发轫于苍梧兮
         昔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天问》

九州安错?川谷何洿?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昆仑县圃，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四方之门，其谁从焉?

悬圃，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空中花园。那么，那个时代中国人是知道空中花园的。不过却不在古巴比伦王国，而是离昆仑虚、玉山、西王母不远。因为是传说，谁也没有见过。

《楚辞.天问》：

   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
         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王逸注：“言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

《山海经.大荒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又《海外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眠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晵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淮南子·地形训》“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

郭璞注《大荒北经》“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消息，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

这里说的是北极光。一定有人冬天到过北极圈内，但没等到夏天就离开了。

8月1日，下午发生了一次地震，黄昏时分，日全食。

一周来连续晴天，近几天特别热，昨天黄昏突然起风，天渐渐阴下来。风声带着轻微的尖啸，断断续续直到今天中午才晴。正好可以看到这次三百六十年一遇的全日食。

书法用笔在虚实两字上。身体坐正，头不歪斜，不俯不仰，双脚平正，宽与肩齐。手握笔要虚，虚了才有空灵的感觉，指腕才能灵活。悬肘悬腕，这个悬字，是指手肘悬空，手腕肘尖都要下沉，肩膀也要下沉，不能耸肩。十指、手腕、肩肘都不要用力，全身放松，，呼吸自然顺畅，运笔时不要屏息憋气，否则手会抖动。写字时全神贯注，笔画要沉着，自然意到笔到，气也就到。笔画沉着，是说不要浮滑，不要用笔快速扫过纸面，前人说如锥划沙，笔尖与纸面垂直，落笔行笔，可以感觉纸面的阻力，有滞塞感，就是锥划沙。如此用笔，自然字迹如屋漏之痕。全身不用力，自然力透纸背。所以关键在一个沉字上。要沉着、沉静、气也要沉，气沉丹田，要领和太极拳差不多，就是别用劲儿。

这些要领是前人未曾说过，而实际上都做的。前人说得很神秘，什么力能扛鼎，入木三分了，有人练了一辈子也没弄明白，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我在这里捅破了。

读《浪口村随笔》鲤鱼跳龙门条引《淮南子·氾论》高诱注：鱣，大鱼，长丈余，细鳞黄首，白身短头，口在肠下。鲔，大鱼，亦长丈余。仲春二月，从西河上，得过龙门便为龙。先师说云也。

下引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根据实际观察所做的描写是：“鱣出江海，三月中从河下头来上。鱣身形似龙，锐头，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纵广四五尺，今于盟津东石碛上钓取之，大者千余斤。……鲔鱼形似鱣而色青，黑头小而尖，似铁兜鍪，口在頷下，其甲可以磨姜，大者不过七八尺，……

顾颉刚先生在旁征博引之后，得出的结论与《诗经·毛传》一致，说鱣鲔都是鲤鱼。

按上述描写，实际上是鲟鱼类的两种鱼。估计古代黄河沿岸草木丰茂，并不像今天这样泥沙太多，诗经魏风伐檀可以为证，那时河水有时竟是清的。因此，可能有鲟鱼沿河上溯到龙门上游，甚至达到黄河的一些大的支流里产卵。后来黄河水日益混浊，气候逐渐干旱，黄河流域湖泊干涸，黄河支流水量减少，这两种黄河鲟鱼绝迹了。我国现有鲟鱼类只有中华鲟、白鲟、黑龙江鳇等为数不多的几种了。

网上找到的鲟鱼图片

鲟鱼属于硬骨鱼类，身上有坚硬的骨板，口在頷下，有须，头部尖锐，大鱼体长超过一米，有回游习性。古人认为是鲤属。

关于这些词的作者是否就是李白，有过各种怀疑的观点。支持者认为，这样的诗句非李白不能作。反对的理由则有：李白时代还没有这些乐曲；词中语句衰洒，不似李白；词里写逆旅之情，应该出于宋代，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支持者和怀疑反对者，都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以为衰洒者，不善读词也。以为逆旅出于宋后者，以偏概全，不成理由也。以《杜阳杂编》、《南部新书》为证，谓菩萨蛮为大中年间女蛮国来贡，当时倡优所制，盛唐时没有菩萨蛮乐曲者，是孤证不立也。以为非李白不能作者，太轻世也。

沈祖棻认为，李白没有作此词，价值并不减低，作了此词，价值不能增高。此词是李白所作，价值不能增高，非李白所作，价值也不减低。其论可谓持平。但是，人们总是愿意知道词的作者，更愿意相信这些词是李白所做。从李白诗的风格看，这些词与李白诗确有相似之处，但也不能证明这些词就是李白所作。这里不再讨论了，还是存疑吧。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

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

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

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

长亭更短亭

织字洗炼、碧字冠以伤心，末句李后主一江春水句胜之，白石叹芳草，萋萋千里句不及也。而暝色入高楼二句，最似太白。

忆秦娥

箫声咽

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

年年柳色

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

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论者谓八字足以当杜甫秋兴八首，或云太过。前以秦娥、箫声，直追箫史、弄玉故事，着一咽字，凄凉已绝。最后八字，冠绝千古。即毛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句不能及也。箫声悲咽，月色凄凉，追忆离愁，情景交会，时间空间，融为一起，气魄宏壮，悲怨苍凉。有太白笔意。试思巴陵无限酒，醉煞洞庭秋；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燕山雪花大如席；飞流直下三千尺等句。但太白长于比喻，夸张，此处没有。

桂殿秋

仙女下

董双成

汉殿夜凉吹玉笙

曲终却从仙官去

万户千门惟月明

河汉女

玉炼颜

云軿往往在人间

九霄有路去无迹

嫋嫋香风生佩环

是篇可拟乌夜啼、长相思。最似李白所为。 

                                                       —— 士的历史浅说之二

国家决定着士的生存状态，改变他们的个人命运乃至群体状况，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思想行为，塑造他们的人格。

士人则以道统自任，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控制国家的形象，使国家纳入其文化系统，不断地改造外来的统治集团和民间新崛起的力量，使其归入传统文化的系统范围内。士人因此成了主流文化的承担者。

在新的时代里，直言敢谏的诤臣代替了春秋战国时舍生取义的壮士，风流儒雅的名士取代了运诸侯于股掌的国士。庸庸碌碌的乡愿代替了文雅谦和的君子。沽名钓誉之徒代替了清操正直的隐士。

二、从国士到阀阅

盘点一下春秋战国五百年间的国士是不容易的。报父仇的伍子胥和哭秦廷救楚的申包胥，刺吴王的专诸和漆身吞炭的豫让，存赵氏孤儿的程婴杵臼和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强秦变法的卫鞅，挂六国相印的苏秦，六桃杀三士的晏婴和为荣誉自杀的田开疆古治子，我们遇到了各种类型的人物，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如果生活在以后世代，一定会被当成特立独行的畸人。

兼并战争不仅是诸侯国之间的一种竞争，也是士之间的竞赛。兼并战争的结局是，消灭了士活动的历史舞台。在中原以内，所有的土地都被占领了，所有的人民都被征服了，再有没有可供掠夺的东西了。不再有诸侯需要富国强兵了，不再有诸侯需要保障自己的国祚了，不再有达官显宦需要大批的家臣和食客了。

秦始皇并没有感受到管理干部的缺乏的压力 。战国以来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游士可供选用，同时被消灭的六国储存着大批的官吏和后备人员。相反，让他感到害怕的是，这一类人员的过剩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他必须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收容了一批学者，把他们养起来，给他们博士的职衔，作政府的参谋，也许还为了装点一下门面。教育事业应该收归国家直接施行，民间培养治国人才的现象必须禁止，必须销毁民间收藏的治国、强兵、历史和军事书籍。人民只允许接受法律教育，保有各种技术类书籍。

秦的短暂统治并不足以消灭士人。秦统一后，武士转为侠，文士与方士结合在了一起。大约齐国主要出方士，鲁国出文士。鲁国的儒生大多没有治国经邦，决胜战场的能力，只知礼乐诗书。从陈胜起兵到淮南王被杀这一段历史中，国士们继续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汉天下需要新型的管理者，需要各种专业人员、需要严谨、保守、听话的循吏和酷吏。

于是就有了李广难封的悲剧，就有了李陵叛汉的悲剧，就有了晁错、司马迁的悲剧。

百家争鸣适时的停止了。从儒墨争雄到道家兴起，再到黄老独大，战国时学术经历了一个曲折多变的发展过程。最后，庄子学派、荀子和墨家的后学们各自从本学派角度总结了直到当时为止的各类思想，试图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韩非从法家的角度做了同样的事情。先有吕不韦，后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编写了两部集大成的著作。司马迁父子用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写出了直到当时为止的整个中国历史。

秦国以法治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在治理“天下”的时候遭到了惨败。法家赤裸裸的专制理论无法取得民众的拥护，尽管它拥护至高无上的君权。汉初黄老道家思想强调无为而治，顺应了民意，却不是一个有作为的政府的长久之计。黄老公开提倡诈术，放任贵族酷吏胡作非为，也无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随着汉初所封的诸侯国的式微，黄老学派也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新时代需要新的思想体系，这个新体系是由董仲舒设计的。

这是一种继承了阴阳学派和黄老道家宇宙论，同时声称国家的秩序由周公孔子和历代圣人制定的学说，是一种把皇权归结为天命，把君臣关系比拟为父子关系，承认君主的绝对权力的学说，它同样承认法家和黄老的统治之术。这是一种打着儒家旗号，以道德代替法律，充满了宗教色彩的理论。儒家承认革命和诛杀暴君的正当性，但在这个新理论中，这些内容全都归属于了神秘的天命和五行生克制化的气数了。

儒家之所以成为新体系的招牌，是因为儒家一直显学，是因为它标榜复古，尊崇西周，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古代典籍作为教材，而西周的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圣人制订的，是后世一切制度的滥觞。儒门士人严谨地坚守君子的道德节操，也受到了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的普遍尊敬。儒家也一直没有放弃一展抱负的努力。孔鮒投奔陈胜作博士，鲁国诸生拒绝降汉，在围城中诵习礼乐。早在汉朝建立之初，叔孙通就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陆贾在《新语》中说：仁人在位而仁人来，义士在朝而义士至。是以墨子之门多勇士，仲尼之门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详。两个人想以此来劝说刘邦奉行儒家的礼制。

经过董仲舒的努力，皇权的正当性得到了儒家的承认和解释，儒家学派的地位得到了政治权力的尊崇。二者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合作。在这场交易中，儒学也付出了巨大的大代价。双方有时候会展开激烈的斗争。皇权的不断扩张，儒学步步退让，是此后两千年中总趋势。儒学的道德受到到推崇，也遭到了篡改，儒家得到了推行其社会理念的机会，它的理念却从来没有实现过。

从一开始，双方的关系就有些紧张。儒者坚持学术和道德，高尚其志，经常会因此丧失生命。一些曲行阿世之徒往往得到高位。每每到了末世，朝廷里就充满趋炎附势的小人，社会腐败，道德沦丧。 

汉代朝廷名义上尊儒，实际上对待士人高兴的时候就用，稍有得罪就杀头。只在学官里设有博士，敷衍门面而已。东汉谶言流行，纬书泛滥，学术繁芜，毫无价值。

双方的合作一直进行着， 从两汉开始，士人凭借行政管理的经验，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一方面左右着国家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灌输给皇帝和普通民众，使各朝代的继体之君变成了官僚体系的一部分，皇帝变成了皇权制度的囚徒。为了适应统治集团内部的生存环境，他们不断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在儒家语言的范围内，重新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

这里可以对比一下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结合的情形。自君士坦丁之后，罗马皇帝成了“最基督”的人，成了“使徒的同侪”，教会也成了最忠于帝国的人。双方互相利用。但是教会声称，上帝什么也不需要，皇帝只需要上帝。在理论上，神权大于君权，世俗政权匍匐在教会脚下。历史上，教权与王权之争，表面上，王权会让步，但是，由于国王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国王是最终的胜利者，但那已经是中世纪最后时期的事情了。

渊源于古希腊罗马共和国的契约观念不仅影响了基督教（如把圣经视为上帝与人的契约），而且影响了政治权力的结构。骑士与领主之间、国王与封侯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契约观念和基督教会提倡平等的观念，是后来卢梭理论和自由主义观念的思想渊源，最终造成了北美共和国，酿成了英国的大宪章和法国大革命。而在中国，来自西周宗法制度的尊王理念，经过战国兼并战争的强化，形成了一套绝对皇权的观念和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个体制下，任何理论必须无条件的为皇权服务，没有任何余地。儒家学说只有经过专制思想的改造，才能取得正统地位。

汉武帝在成功的压制了国士之后，需要找到新型的人才。汉初刘邦就曾感到人才的不足，除了一同打天下的功臣之外，他需要更多的王佐之才。于是他下诏征召贤良。汉文帝开始，在征辟之外，推行特科察举制度。汉武帝时期，除了勋臣贵戚之外，国家通过各种渠道收拢人才。同样由于董仲舒的建议，汉朝廷建立了经常性的察举制度。通过特科和岁举，朝廷延揽了大量优秀人才充当政府官员。同时，察举制度也改变了以往士人的生存方式，他们必须投统治者所好，才有机会成为官吏。察举制度造就了一批合乎儒家品格，通晓儒家学问的知识者。

尽管在汉武帝的朝廷里有善于理财的桑弘羊，有匈奴降将金日磾，有诙谐怪异近乎弄臣的东方朔，有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司马相如。

到了东汉，我们遇见了疾恶如仇的李固，正直 孤傲的李膺，刚直不阿的陈蕃，遇到博古通今，任达放纵的学者马融，折节求学，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郑玄，旷世逸才、博学忠厚的蔡邕。 

乱世往往是士人建立功名的时代。建安时代，出现了曹操、孙权和刘备集团为数众多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在曹操阵营里，建安文学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东汉的官僚豪强集团在后期日渐腐朽，选举的才俊之士因察举舞弊而名不副实，儒家的礼义成了名副其实的“名教”，名教培育了大量的伪君子。经过党锢的摧残，忠贞骨梗之士少了，趋炎附势之徒多了。名教的声名开始狼籍，朝中净是无耻之徒。于是孔子的道德受到怀疑，一些文人开始以清谈老庄为尚。以佯狂醉酒为务。但是，在他们的内心里，儒学仍然深深地感染者他们。嵇康、阮籍这些人上仍然是孔子之徒。

正始玄学及其以后的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影响，中国出现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另一个理论建树时期，儒家和道家的著作被重新解释，同时众多的文艺理论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

西汉开始的推荐选举的制度注定要走向衰亡。当皇朝大权旁落，管理效率低下的时候，察举就成了达官显宦们谋取私利的门径。腐败演变成公开的舞弊，非法的行为被视为正常。于是有了九品中正制。这种本来为了纠正察举弊端的中正评议制度同样由于官僚的把持，反而成就了一个门阀贵族的社会。

放浪变成了轻薄，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造成了政治权力完全由豪门大族把持的局面，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标榜门第，无所作为的门阀士族集团。

《世说新语》中有德行、言语、文学、方正、雅量、任诞等众多的科目，记载了汉末文人的君子风范，也记录了魏晋以后士大夫风流儒雅、清谈玄理的风采，以及他们放诞怪僻的言行举止，也描画了六朝士族们的丑态。

鉴于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隋朝开始设科考试，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

又一个时代来临了。 

                                                       —— 士的历史浅说之一

 中国士阶层最早的来源是“君子”，这一称呼说明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不同。在周朝和春秋时期，君子就是人君之子 ，也就是贵族。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基础。他们是传统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和传播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教”“化”，才使得那种文化深深得植根于全民族的心理结构中，约束着整个民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国家决定着士的生存状态，改变他们的个人命运乃至群体状况，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思想行为，塑造他们的人格。

士人则以道统自任，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控制国家的形象，使国家纳入其文化系统，不断地改造外来的统治集团和民间新崛起的力量，使其归入传统文化的系统范围内。士人因此成了主流文化的承担者。

一、国士之风

君子，就是人君之子，是王侯甸男，是王子、公子，是王孙、公孙。君子是人君，是卿，是大夫，是士。

可是士并不就是君子，很多时候，士是小人。

君子，一直到孔子的时代，都用来指一种身份，用今天的语言翻译，就是贵族。

小人，用今天的语言翻译，是平民百姓。不过，春秋时候百姓不是平民，而是贵族。

小人还可以再分，任公职的皂隶是一种，居住在城市里的国人是一种，住在城郊的叫做鄙人，住在下乡下的农民叫做野人，并且，小人的范围里也包括奴隶。实际上，大夫是贵族，但也是诸侯的奴隶，皂隶也是奴隶，但是他们的地位可能还比普通平民高些。当然，也有从事工矿冶金行业的奴隶，生活状态与古罗马的奴隶可能没有多大差别。

士，是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一种人。

他们原本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是王族、公家族的分支。是王、诸侯、大夫的亲属、支系。平日在王家、公家、或大夫的领地任职办事，充当下级官吏或者家臣。战时，他们是军队的骨干，是甲士或下级军官。一个诸侯国存在的时间越久，公族繁衍的支系就越多，早期的族属与大宗宗子的亲属关系也就越疏远，他们的地位也就越下降。

按照宗法的习惯，几代人之后，那些同族中较远的旁支，就不再有资格参加由宗子主持的宗族祭祀仪式了。如果他们能够征服新的土地，建立起新的诸侯国家，立起自己的门户，他们仍然是贵族。但是当一定范围内再也没有土地可供瓜分时，他们只能留在国内，象其他平民一样成为国君的臣民，“降在皂隶”。

由于诸侯国领地有限，可提供给他们的职务和采邑也有限，过多的公族成员使得其中关系疏远的人变成了多余的人。除非，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可以供给新增加贵族。

为宗族和功臣增加土地和人民是诸侯国进行战争的动力之一，战争同时也消灭了更多的贵族。

兼并战争也使得一部分战败国的贵族失去贵族身份。他们的臣属并不会都和他们一起去死，也不一定和他们一起作俘虏，作奴隶，尽管这是那时候普遍要求的道德。与主人关系较远的人会维持他们原来的生活，但失去了原来的地位。需要说明一点，那时候，某个贵族的臣属也是世袭的。一个自由的士需要找一个吃饭的地方，需要一份工作，他会带上一份礼物，献给某位贵族，去作贵族的臣属，这叫纳贽为臣。一个士一旦纳贽为臣，就要对主人绝对忠诚，生死不愉。

士这个阶层是没落的贵族，但先辈的光荣使他们不愿把自己当作庶民。他们仍然学习君子的技艺和礼仪，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但是生活的压力又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事“贱事”，作庶民的工作。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小人了，但是他们选择要做君子。

士，是从统治集团里分化出来的，但与统治者关系仍然密切。他们的地位已经下降成了平民，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孔子及战国的游士都以加入统治集团作为自己的目的。与统治集团的长期分离是一种无奈，这种分离，使士人集团变成了一个自觉的社会群体。

战国时期，一些自由平民也可以因军功或其他各种原因上升成为士。

孔子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他的先辈曾经是宋国的国君，更早的祖先能够推到商代的帝乙。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鲁国大臣，年轻时他曾经做过象乘田吏那样卑微的小官。他是平民，又自认为是君子，他希望当官，希望成为真正的君子，希望别人拿他当君子看待。他研究西周时期贵族礼仪和宗法习惯，以君子的行为方式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他把那些违背贵族礼节的事当作违逆行为。樊迟要学种菜，他说那是小人干的事。他从不把自己看成是平民，因此他把几乎所有的不良行为都说成是小人的作派。

于是，君子一词在他们中间改变了意义，成了具有君子的品德和能力的人。那些不具备君子的才能，不遵守君子的道德的人，被他们叫做小人。于是，出身微贱的平民也可以是君子，只要他具有君子的品质。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人也可以被称作小人，如果他人格卑下，不守礼教。

在早期，士是统治集团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后来，他们成了多余的人。这些来自贵族集团的多余人口，用他们的游说、背叛、教学、著作、出仕，塑造了春秋战国的时代精神。正是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他们创造了百家争鸣、列国争霸的历史画卷。列国君主争霸的野心，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也塑造了他们特有的人格。他们忠诚、勇敢、守信、有责任心，他们重视名誉和品行，崇尚成功，他们轻生死重然诺。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风尚，也是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

他们开始并没有文武之分，他们可以是战士，也可以作文官，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分别。

他们忠于母邦的君主，但在母邦找不到工作，或者受到排挤，无法实现抱负的时候，就脱离母邦到外邦去。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怎样投那些君主所好，他们懂得怎样富国强兵，他们中间一些优秀的人，总是怀有远大的抱负，为实现这种抱负，他们游说那些他们能够打动的君主。他们把自己效命的诸侯国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目的的实验所。他们忠于自己的事业，他们中的多数人忠于自己效命的君主。

对于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来说，周初那种华夷杂居，小国林立的社会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周天子再也不能任意从诸侯手里夺取土地作为采邑分给另一个诸侯了。现在剩下的诸侯国都是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强国。要想称霸诸侯，夺取更多的土地，或者至少，要想保住自己不被别人吞并，君主们必须使自己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拥有更多的军队，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他们需要能够管理自己的家产，土地、军队和人民，让自己的土地人民能够增加的人才。这就为游士提供了活动的机会。由于可分配土地相对减少，不断繁殖的下层贵族，变成了游士阶层的主要来源。孔墨等学派的活动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那时候贵族经常参加战争，他们通过打猎，训练军事技术，同时也保护了农田不被野兽侵害。他们要参加各种宴会和祭祀活动，要参加国君主持的各种会议。因此，贵族必须会驾驶战车，会射箭；会书写文字，以便记录重大的国事活动；要会诵读《诗》，以便在宴会和谈话时引用；要懂得《书》，以便在与国君讨论重大问题时提供参考；要学会算术以便计算收支和筹划军事行动；要懂得音乐并能够演奏，以便能够主持和参加宴会祭祀等礼仪活动。于是，孔子出现了。孔子尽管并不具有君子的社会地位，却在行为方式上以君子自居，并教育他的弟子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孔子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开了中国教育由国家转向民间、由贵族向平民普及的先河。诗书礼和易等早期典籍都是经孔子及其门人的整理和传授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从孔子本人开始，儒家一直以经世致用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

士人和国家的关系是：国家能够左右士人的生存状态，使其必须依附于国家才能够生存，并能够改变他们的个人命运乃至群体状况，并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思想行为。士人则依靠自己的才能，为国家服务。在那个时代，他们是那样的成功，成功得让后世的人嫉妒。

士，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境遇不同，出现了分化。上层的士，成功的加入统治集团，成为大权在握的统治者。那些没有加入统治集团的士，或在达官显贵门下作食客，或者游说诸侯，或托请举荐，寻找合适的出仕机会，或者成为侠士，为那些看重他们的人卖命。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著书讲学，成为一个学派的宗师。

也是从孔子开始，儒士们日夜出入于王侯的门下，以求能够获得一官半职，以便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虽然，游士们游说诸侯的社会风气未必始于孔子，但孔子及其弟子的活动无疑适应和助长了这种风气的流行。

春秋时期出现了专门的武士，武士中出现了侠士，社会上充斥着游说诸侯的游士，不肯做官的隐士。按学派，人们把传授孔子学说的人叫儒士。此外还有追求长生不老的方士和羽士。(待续)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里，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二十年间是最辉煌的时期。我们听见了鲁迅惊心动魄的呐喊，记得老舍诙谐的闲聊，我们在这个时代认识了许多人，王统照、靳以、沙汀、周作人、许地山、潘漠华、王鲁彦、许杰、李广田，这些名字数不过来。这些人我们一个一个的熟识了，我们习惯于听他们讲故事，习惯于看小说月报。那些故事里的人和事离我们是那么近，就象是我们邻村发生的一样，尽管我们从未到过农村。在所有这些风格各异的作者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异数，一个出乎我们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作家，这个人是沈从文。

我读得沈从文第一个短篇是《月下小景》，冷艳绝伦的文笔，显得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家如此的不同。

随后，我买到了沈从文的《边城》，田园诗的背景后面，一个悲凉的爱情故事。浓郁的乡情，与作者近乎淡漠的文笔，形成极大的反差。

作品读的多了，有时不禁奇怪，作者为什么会用那么平淡安祥的文笔去写那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为什么会用那样近乎麻木的平静的笔调去写杀人、战乱和无尽的苦难？在作者笔下，流血、毁灭、匪盗横行的湘西竟是如此的美丽，那些昙花一现的生命争奇斗艳，顽强不屈，就像沅江清澈的江水一样长流不断。

在他的作品里面，没有谁是坏人，强盗土匪，军阀士兵、商人、官僚、水手、农夫、妓女、士绅、革命者，一个一个平平的写出，淡淡的道来，没有多少大起大落。这些人的命运牵引着我们，他们的生命就在我们眼前绽放，引起我们同情，和我们一起悲欢，然后在我们眼前平静的，又是惊心动魄的枯萎、凋谢，毁灭。沈从文的笔下几乎找不到正剧，只有悲剧。但是这些悲剧却用优雅的文笔，平静的，不动感情的讲出来。读沈从文的作品，你的心总是“软软的”（用沈从文给张兆和信中语）。沈从文的书，我一般读过之后，绝不读第二遍，总害怕失去初读时那种难于言说的心境。

后来读了作家的自传和沈从文家书，知道了作家的身世和性情，慢慢读懂了沈从文。这是一位悲天悯人的作家，他的笔下流淌的是顽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在沈从文的作品里，有的只是在这个荒唐的世界里生生不息的痛苦的生命。无论他们高尚也好，纯洁也好，卑劣也好，都是生命的体现。他很少谴责什么人，所有的人，他都给以同样深切的同情。有人说，沈从文安静的时候像一尊菩萨，确实很像。

缘起：

若干年前，某报报导发现了完整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从该报透漏的内容看，该书显然是伪作。作伪者既不懂得古人著书体例，也不懂得古书流传过程，也不懂得古人纪年、谥法、士民身份区别、南北地方的差异等，以及勾吴与周朝的关系，更不懂得古人的作战方式。文字低劣，浅俗。数年后，该报又报导在同一人家里发现其父的著作《秘本兵法》，包含有传世的《三十六计》。我当时写了一封长信给该报，指出两部伪作的荒谬可笑。人微言轻，去信如石沉大海。数日后，该报刊出文章，称《秘本兵法》发现者是军事专家（业余爱好者），搜集了许多古兵书，并有照片为证。细看照片，该专家手里的古兵书竟是一本破旧的，不会早于清代的诸葛亮墓志，墓志封面的篆书同样恶俗，但看起来倒也是一件古董。伪作过于低劣，不值得介绍。时过境迁，这些文字本该烧掉。但其中对古代军事的一些看法，自觉还有存留的必要。这里，我把那封信重新编辑，将其中辨伪的内容尽量删除掉，留下我对《孙子兵法》及先秦军事问题的一些个人看法，聊备有兴趣的同道参考。因行文原因，可能有删除不尽的内容，望大家包涵。

一、《孙子兵法》及其作者

《孙子兵法》（简称《孙》）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膑以次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可知司马迁所见到的孙武的兵法只有十三篇，他认为是孙武本人的手笔，与孙膑吴起的兵法并存于世，而且流传很广。银雀山汉墓《孙子》佚文也有“若□十三扁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孙子》有“孙子曰：夫十三扁……”，这样的词句显然不属于十三篇，表明当时流所的《孙子》内容不止十三篇，但同时也肯定了十三篇兵法的存在，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银崔山有佚文五篇，其中《四变》为《九变》中内容，为今本所脱漏，《吴王问》、《见吴王》写于仕吴之后，肯定不在十三篇之内，执笔者是否是孙武，不得而知。

《汉书艺文志》称“《吴孙子》八十二篇”颜师古注“图九卷”，是否包括银崔山佚文，无法证实。

关于书名，《史记》称为《孙子》、《十三篇》，《淮阴侯列传》引文出于今本，称为《兵法》。《汉书艺文志》分别称孙武、孙膑的兵法为《吴孙子》和《齐孙子》。曹操注本书名是《孙子兵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不同注本的《孙子兵法》和《孙武兵法》。《李卫公问对》直称为《法》。这恰好证明先秦古籍的一条通例，书名是在流传过程中约定的。作者不会预先知道著作的不同的流通范围，而给自己的书取不同的书名。

关于《孙子》的篇幅，高诱注《吕氏春秋上徳篇》“孙吴之兵不能当矣”说：“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恰好当今十三篇数 。

按照《史记》的说法，孙武本人写了十三篇文字交给了吴王阖庐，班固所谓八十二篇，以及前述佚文所记录的孙子行状，也应当属于《孙子》，但很可能是后人追记和附加上的，这也是古书的通例，类似例子在古书里不胜枚举。

那么汉初所传的十三篇与今本是否相同？他与孙武所作的十三篇兵法是不是一回事？前人指出，今本中“驰车千驷，革车千乘，戴甲十万，千里馈粮”，“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十万之师举矣”，所说的巨大的战争规模，长久的战争进程，后勤所动员的人力资源，都不是春秋时代所能有的。

孙武的十三篇写于会见吴王之前，可能是在齐国写的。吴国地处苏州一带，境内民族与百越相似，是良渚文化的继承者。吴王寿梦时，楚国申公巫臣投奔晋国。当时晋楚两国正在中原争夺霸权，为了牵制楚国对中原的压力，巫臣被派到吴国活动，教授吴国使用战车和作战的技术。吴国于是“始通中国”，并将越国也卷进了春秋争霸的战场，开始了吴越地区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进程。寿梦是阖庐的祖父，孙武到吴国时正是吴国军事力量上升，积极参与中原诸侯活动的时期。吴国进行的战争大部分是针对楚国和越国的，但是今本和汉简中只字未提水战。今本中所提到的地形环境，基本上限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郭化若认为其中提到的阻泽山林是南方地貌，其实春秋战国时期是处于西周晚期和西汉两个寒冷期之间的温暖期，当时的气候远比现在湿润，加上人口稀少，中原华北，甚至关中地区都有大片的森林、湖泊和沼泽存在。今北京南面、以及山东南部一带都是一片泽国。这可以证明，今本《孙子》中没有孙武到吴国以后所写的文字。据以上推测，今本孙子及汉简佚文都应当写于战国中晚期以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当然也不排除春秋晚期对未来战争的天才预见的可能性。

另外根据各种记载，没有发现吴国使用计策谋略的文字。史记和银雀山汉简孙武的事迹，只有他训练女兵一件事。相反，倒是越国勾践运用计谋灭掉了吴国。

在《孙膑兵法》中，孙膑故意失误，不惜牺牲两员将领，引诱敌人上当。《史记》则记载了孙膑设计使田忌在射赛中取胜的故事，表明不是孙武，而是孙膑，更善于运用计策。

先秦诸子著作大多并不是本人写的，而是后人对他们言行的追述。其中某些内容甚至是编造的。我们知道孙子本人写了十三篇兵法。今本《孙子》各节开头都冠以“孙子曰”三字，这也不大像孙子本人所写，如果是孙子本人写的，一般会作“武曰”，若是专为献给吴王的，或者应该作“臣武言”。

鉴于《史记》一书对《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混淆，鉴于这两部书往往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两书各章均以“孙子曰”开篇，有理由怀疑，曹操在整理《孙子》时，有可能把两书弄混了。由于曹操更看重权谋和战略方面的内容，他把这一类内容编在了一起，而把其他治军和战术方面的内容都砍掉了。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今本却很少有关于师旅方面的内容。

因此我猜想，今本《孙子》的内容中有些部分原来是属于《孙膑兵法》的。当然这只是猜测，大家大可不必当真。

《孙膑兵法》并不是孙膑写的，而是他的学生写的。孙膑其人，我们能够了解他的身世，却无法知道他的名字，只是因为他受过膑刑，才被称为“膑”。至于孙武所写的内容，从《史记》和银雀山汉墓残简所载的孙武故事看，讲的恰恰应该是“师旅之事”，就象《吴子》、《司马法》一样。至于汉简《孙子》佚文《用间篇》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据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和唐兰先生的考证，这件事发生在燕昭王攻齐之前，至公园前284年，苏秦和齐湣王相继被杀。这个时间甚至比孙膑活动的齐威王时代还要晚两代人。这段文字肯定写于此事之后，不可能是春秋时代的孙武所作。如果这两句话不是后人所增益，只能认为是，《用间篇》属于《孙膑兵法》，是孙膑的后学写的。苏秦的活动年代目前还有争议，按照《史记》的记载，苏秦入齐作为燕王反间是在齐宣王时期，死于齐湣王和燕王哙即位以后，仍然晚于孙膑。

班志来源于刘歆《七略》，著录的八十二篇《吴孙子》应该是银雀山《见吴王》《吴王问》一类佚文，是后人附益于孙子原来的十三篇之后的文章，不会是一个人，一个时期的作品，应该是战国人所为。

秦汉以前，私人著述很少长篇大论的，这是由于狭长细巧的竹简需要用铜制的削刀削制，经火上烘烤，书写好的竹简需要用绳编连，制作很不容易。一般竹简宽度只有不到一厘米，厚度只有一毫米左右，书写起来极不方便。先秦诸子中，大多数卷帙是弟子及再传弟子许多代人陆续编订的，这就是早期著述中往往参杂着晚期内容的原因。后世纸张出现后，大部头的书才出现了，也就有了著作者对个人著作权的要求，在部分文章里出现了类似青铜器铭文那样的作者署名，这些署名有时候放在文章的开始部分，有时候落在文章末尾。先秦诸子是没有署名的。

二、《史记·淮阴侯列传》引文解释

《史记·淮阴侯列传》有一段引文，是井径口战后，诸将效首虏，贺毕之后，问韩信的。

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将军令臣等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

“右倍山陵，前左水泽”，是当时作战列阵的一个通则。《吴子·应变》里有“有师甚众，既然武且勇，背大险阻，右山左水，深沟高垒，……难于长守，则如之何？”认为这样的敌人不可正面战胜，只能智取。

《司马法·用众》：“凡战，背风背高，右高左险”。

《六韬·战车》篇里指出了相反的情形：“左险右易，上陵仰阪者，车之逆地也。”认为左面负险，面向山坡的阵列是“十死地”之一。

原因在于，使用兵车作战，战车乘员三人，御者居中，甲首居左，左手持盾，左右手操长柲兵器易于用力。车右使用长兵器不便，但可以用弩。战车背靠山丘，从缓坡上俯冲下来，较为有利。列阵时将山坡置于右后方，使敌人仰面却无法进攻我方较弱的右翼。左前方面向敌人，如果敌人后背方向有水，战果会更好。

银雀山竹简里有“右负山陵，左前水泽”残简，伪书作者在后面加上了“顺者生之，逆者死之，隘地也”这样的内容。隘地是两面峻岭夹持的狭窄谷地，添加内容可笑之至。

三、车骑

《孙膑兵法》有“车骑以战以分为三”，“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

骑兵在殷墟甲骨文里已经提到，但是在中原战场大规模使用骑兵，还是在公元前四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的事。此后一直到西汉初，骑兵一直是辅助部队。主力部队是战车。

陈胜进军陈县的时候，“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万人。”豪杰对韩广说：“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那时候徒卒（步兵）还是兵车的附属，用于开道和护卫兵车，打扫战场等，和现代配合坦克的步兵作用相当。独立的步兵在秦汉时已经出现，但使用的好像并不多。

《六韬均兵》篇说：“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阻挡）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侦察）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对于两者的战斗力，该篇说：“易战执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一车当十骑……。” “险战法，一车当步卒四十人，……一车当四骑。”“故车骑不敌军，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如果列阵对敌，战车优于骑兵，骑兵优于步兵。但是在没有战车配合的情况下，骑兵还不如步兵。

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主阵地列阵方式证实了《六韬》的说法，前面三排步卒，用于扫清障碍。随后是主力战车，作用相当于现代坦克，担负突击任务。战车后面有徒卒，配合战车作战。少量骑兵被安排在侧翼。在二号坑里，骑兵的任务是机动作战，侦察敌情和追击逃敌。一支由独立的弩手组成的部队用于压制敌人，他们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的野战炮兵。他们操作标准，动作整齐划一，训练有素。象古罗马投枪手或十八世纪欧洲战场上的火枪手一样，轮换射击张箭，“更发更止”。

《史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骑兵作战的事例。在垓下之战中，项羽的小股骑兵手持战戟，所向披靡。那是因为伏击的步兵运动速度远不及骑兵，追击部队也是骑兵的缘故。

《李将军列传》里，李陵在他自己被俘的那次作战中，曾经一度率领五千步卒，北出居延千余里，击退匈奴十万人。

汉武帝时期，在对付匈奴的战争中，骑兵因为行动迅速，机动性强，已经取代战车成为主力军，但主要作战方式仍然是骑射，单兵作战能力仍然不及步兵。

只是到了西汉晚期，出现了马蹬之后，骑兵的攻击力和防卫能力远远超过了步兵，才最终淘汰了战车。在西方，依靠重装步兵所向披靡的罗马军团，也是在马蹬出现之后寿终正寝了。

伪《孙武兵法》所谓“轻骑在先”，“甲兵居中，车骑在后”，把先秦时期毫无自我保护能力，敌方一冲就会瓦解的骑兵放在最前面，而不是放在最能发挥其优势的侧翼，而把主力放在阵后，无法越过“甲兵”向前突击，置于无用武之地，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阵法。

附《三十六计》的作者问题

三十六计的说法起源相当早，最早见于南齐书，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虚指，到了传世《三十六计》出现，才被座实了。另一种看法认为，古人确实有三十六计，在流传中可能出现过变迁，甚至失传过，被后人重新总结甚至附会成文。我个人持后一种看法，没有什么理由。传世本《三十六计》出现于民国时期，从文字风格看，成书也很晚，最早不会早于明朝，甚至不排除写于民国的可能性。三十六计内容分为解文和按语两部分，解文文字简奥，按语风格浅近，不象是出于同一个人。但无论如何，解文和按语文字都比某报公布的《秘本兵法》里的词句要雅正得多。

你真的不耐烦听我说话么？我平常可是很安静的，当然，如果主人喜欢，我也会在她腿上蹭蹭，仰起头冲她喵喵的叫两声，还会把尾巴抬得高高的。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睡觉，喜欢主人用手摸我。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会自己玩，自己追自己的尾巴转圈子。有一次，我真的把自己的尾巴当成了猎物，猛地一扑，还咬了一口，疼得我大叫了一声，才醒悟过来。

捉老鼠？现在谁还去捉老鼠？喝牛奶吃着火腿肠什么的。再说主人也绝对不愿意我去捉老鼠。听说老鼠肉忒好吃，真想尝尝，可是自己捉起来太麻烦了，再说现在的老鼠也不怕猫，还敢反抗，听说还把一只猫咬伤了呢，我可不想冒险。

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可是我最自由的时候，我可以跳到桌子上，还可以上到柜子的顶上，只要不把东西碰下来就行。有时候，我会偷吃主人没有放进冰箱里的食物，主人从不会生气。楼下的那只小狗笑笑运气就差多了，有一次他吃了主人放在橱柜上的鱼，回来被主人训斥了一顿，还挨了打。主人从来不会打我，谁让我是猫呢？当然，我从来不去动冰箱里的东西，其实冰箱我也能打开，可是我知道，如果开了冰箱，主人一定会把我撵出去的。

有一次主人要出去的时间长一些，把我送到隔壁那个阿姨的家里，那里真不错，天天有肉吃。真想作她家的猫咪。所以，只要她家一开门，我就会钻进去，进到她家厨房里。主人送我去的时候，阿姨对我很好，可是现在她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呵斥我，用脚踢我，要撵我出去。任我怎么央求她，她都不肯收留我。我现在就像个赖子，天天守在她家门口，只要门一开，我就挤进去，任什么人赶我也不出去，可是最终我还是被赶到外面去了。得，我就在他们家门口守着，下次开门我还进去。

背叛主人？才不是呢！谁让阿姨家有吃的来着？馋猫馋猫，猫不馋谁馋？人们要是把老鼠也做成火腿肠才好呢，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不知道人为什么不吃老鼠。听说广东人也吃老鼠，可他们更爱吃猫，吓死我了，千万别让我遇着一个广东人。

山里的风有些凉。半片月亮不知什么时候爬到了天顶，洒下一地清辉。路面上泛出斑驳的白光，总让人觉得有点发蓝，又不是日光灯的那种感觉。李志承一个人漫无心思地走在山路上，那道不知名的山泉在他的右边哗哗地响着，左边是一片松树林子，夜里还有不知什么鸟偶然的叫上一两声。在李志承听起来，总像是有鸡在叫。天上的半个月亮也象是只老母鸡，在他前面不远处不紧不慢地往山下走，一群星星好像小鸡似的跟着。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他自己也想不明白，也许是小时候残留的印象吧。

小时候在老家，鸡是满街乱跑的。天还没亮，就听见土坯垒的鸡窝里嘈嘈嚷嚷地乱叫唤。听见人的脚步声，鸡就在窝里使劲儿地往门口挤。拿开挡在鸡窝门口的两块青砖，那些鸡就争着抢着从窝里钻出来，然后就在院子里不紧不慢地踱步。等祖母端出那个大簸箕，那些鸡们又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围在簸箕底下，伸长脖子咕噜咕噜地哼着，好像很不耐烦等待的样子。

最有意思的是小鸡，早早就在担笼里面唧唧唧唧地叫着，等着你把担笼从房檐下的铁钩上取下来，受惊的小鸡就在笼里面一阵挤撞忙乱，互相踩踏。祖母的习惯是，把担笼放在地上，揭开盖着的青布，然后把担笼就地一歪，二十几只小鸡娃子脚上象绑着滑轮一样，哧地一下，连个弯都不拐，沿着二十几条射线一下滑出去老远，然后才想起来似的，回过头来，张望那里有吃的，又一阵风似的跑过去。

家里有两只公鸡，一只澳洲黑总是威风凛凛地挺着绿幽幽油光发亮的尾巴，昂首挺胸阔步，在鸡群里不可一世的招摇，活像是古代的大将军。一只黄鸡尾巴上的毛短一些，稀少一些，躲在一边和几只母鸡在一起嘀嘀咕咕。

对了，鸡就爱嘀嘀咕咕，特别是母鸡。除了在沙子地、乱柴堆里用爪子不停的扒拉，也不知找到了什么，时不时地啄上一口，再就是聚在一起嘀嘀咕咕了。一个母鸡要是下了一个蛋，一定会在窝里大声地叫唤，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不知是哪一个名人说过，在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缺点，最让人不能忍受，这回缺点竟是发现在鸡身上！

确实，母鸡是最爱发牢骚的一种动物。这里的朋友家，把鸡养在一间草房里，墙上开了一个洞，通向外面，房里用棍子沿墙搭了几层架子。中午天热，鸡都在架子上面打盹，外面用竹条子围了一圈篱笆，不让鸡在院子里乱跑。那些鸡过一阵子就有几只懒洋洋地从墙上的洞里钻出来，在篱笆围子里转转悠悠，这里扒拉一下，那里啄上一口，时不时地在那里咕儿——咕咕咕咕，嘎，嘎，嘎，嘎，好像永远都有发不完的牢骚似的。

不过鸡也有可爱的一面，抱窝的母鸡不吃不喝，也不肯离开鸡窝一步。带着小鸡找食吃，找到后总是把小鸡都招来，自己不吃，用嘴在地上一啄一啄地示范，就像大人招呼孩子吃饭，有时候会用勺子敲几下碗一样。别看小鸡怕猫，就是再恶的猫，只要老母鸡伸出脖子“咕儿——咕儿”的那么一声，也会吓得把身子往后缩成一团，然后溜之乎也。

以前家里养的一只黑母鸡，有一次竟啄死了一只连头带尾半尺长的老鼠，几口就把老鼠吃掉了。那只老母鸡成天领着一群鸡钻进苞谷地里捉老疥犊子（癞蛤蟆）吃。

鸡也太爱打架了。一只鸡找到了一条蚯蚓，赶紧偷偷地不声不响躲到一边去吞咽。不想给另一只鸡看见了，也偷偷地走靠过去。头一只鸡叼起蚯蚓就跑，后面的鸡赶上来，一嘴夺过去，转身就跑。那只到嘴的美食被抢的鸡照着抢食者脑袋上就鹐一嘴，扭过脖子，看见旁边又跟过来一只鸡，气恼之下，对新来者也不客气，在背上也鹐了一下。那只无故被鹐的鸡立马反击，也回敬了一下，然后两家又一起去追抢走蚯蚓的鸡去了。这一下引起了骚动，把所有周围的鸡都惊动了，一起去追蚯蚓。那个胜利者现在成了逃亡者，忍着头上的创痛，跑过来转过去，好容易找到一块僻静的地方，刚把食物放下，还没有啄上两口，就被别的鸡抢去了。于是又是一番争斗追逐。就是在人喂食的时候，鸡也会因为互相妨碍而争斗，不过只是鹐一下而已。

养在铁笼子里的鸡互相谁也不碍不着谁，可也因为离得太近，互相鹐架的机会也多，有的养鸡户所有的鸡头上脖子上都是光秃秃的，露着红肉。你把它们从笼子里放出来，它们也不跑，等着你伸手去捉，完全变成了傻鸡。

日本鬼子也许特别爱吃鸡肉，老电影里鬼子进村，鬼子官军刀一挥,“夹个鸡（前进）！”然后就是几个鬼子操着三八大盖，又是放枪，又是刺刀乱捅，满村子撵得鸡飞狗跳墙。往往鸡没逮着，却被不知哪儿冒出来的八路军一下给报销了。

泉水那边草丛里突然窜出一个黑影，把李志承吓了一跳，脑袋里的鸡也一下子没了踪影。那东西一闪跑进了路对面山坡上的树林子。可能是只松鼠。

现在已经离山上的住处很远了，李志承转身往回走，现在清醒许多了，什么也不去想了。他放开喉咙大吼了起来，“啊——嗬嗬嗬嗬！”惊得一群鸟腾地飞了起来，朝对面山那边飞去了。紧跟着从四周接二连三的传来了回应：“啊——嗬嗬嗬嗬！”

那半片月亮已经转到路的另一侧去了，现在也跟着李志承往回走。刚才一颗亮星才从山脊那边爬过来，这时候也已经升得老高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到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指出欧洲历史上资本阶级社会通过革命代替了封建社会，并指出，引起这种发展的力量是物质生产力的进步。

恩格斯在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后，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述了人类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揭示了国家的起源、阶级本质及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其中提到欧洲奴隶制社会和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在苏联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被系统地整理成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被认为服从这样的公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说这一公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在中国，郭沫若认为，中国夏商周是奴隶制社会，从秦国商鞅变法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范文澜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夏商是奴隶制社会，西周春秋是封 建领主制社会，商鞅以后是封 建地主制社会。这一派为了照顾西周历史上形式上的封 建制度，把封 建社会划分为了两段，与上述标准公式多少有点不同。而郭氏的结论与理论更吻合一些，不过却要面对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明显不同的难题。

这里我不打算讨论社会发展史，对于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所做的结论，我认为是正确的。这里我只想讨论一下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发生的社会条件。

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和印度的摩奴法典，都有债务奴隶的条文，说明在许多地方，债务是奴隶的一个来源。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奴隶的来源是战争俘虏。奴隶也可以从市场上买到，市场上的奴隶多数仍然来源于战争。
当两个民族发生战争的时候，战胜的一方会将失败一方的人民掳获为奴隶，或者在市场上出卖，这在古代希腊、罗马、波斯、印度、阿拉伯，在中国到处都发生过。在中国，十六国时期、金元两代、最近的满清时期，都把大量人口掳掠为奴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家族就是皇家的奴隶，雍正时的名将年羹尧家族也是奴隶。可以说，在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是古代奴隶制度存在的先决条件。没有战争，奴隶的主要来源就不存在了。在历史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长期从高加索一代的基督教地区抢劫人口，充作奴隶。非洲的黑人，以及欧洲的白人往往被奴隶贩子和海盗们抢掠贩卖为奴隶。这样的事同样发生在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殖民运动时期，那是自罗马帝国之后，奴隶制最猖獗的时代。这种来源的奴隶，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

迦太基、希腊、罗马，中世纪以后的美洲殖民地之所以奴隶制盛行，是为了支持商品贸易，而不是生产技术有了某种变化。

显然，中国历史上的商朝，并不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出于宗教原因，它把本族人和奴隶用于殉葬，而把大量的异族俘虏像牛羊一样作为牺牲杀掉，用于祭祀祖先和神祗。那个社会有奴隶，但不重视，也不依赖奴隶。
而战国后期的秦国以及秦汉帝国，却存在大量国家奴隶。根据睡虎地秦简，秦国存在大量国家奴隶和家庭奴隶，国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囚徒和外国人。汉代的奴隶主要是囚犯。秦国的奴隶制度，支撑了秦王朝的统一战争，最终又导致秦的灭亡。“予则拿戮女”，早在商周时期，犯罪者就被作为奴隶使用。

类似的奴隶现象直到今天还在世界上的一些角落里存在着，谁也不能说，现在的世界上还有奴隶制度。
但是封建制度必定来源于民族之间的征服战争。地处关中西部的周人联军，在消灭了商政权后，虽然掳掠到了大量的奴隶，却也无力把所有商人都当作奴隶。对于遥远的东方地区，它也无力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那时候还有那些与周人一同灭商的同盟部落和方国，还有大量不属于商，也不属于周的其他部族和方国。于是，封建制度就是周人统治新征服地方的最自然的选择。周人的封建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宗法制度。通过分封同姓诸侯，分封功臣，通过祭祀祖先等宗教活动，依靠血缘纽带，把周的同姓国连结在一起，通过功臣和联姻，巩固了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可以说，周人做的很成功。

与之相似，日耳曼民族也是由许多部落组成的，他们长期生活在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区，成为罗马的同盟者和帝国后期的主要兵源。

与日耳曼人共同洗劫罗马帝国的还有匈奴人和其他一些民族。法兰克王国是建立在罗马的废墟上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是无法长期保持统一的，因为对于广大的地区，法兰克国王无法施行有效的直接行政管理，他手下的将领们，也需要自己的生活来源和保障。于是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在王国的内部，又有了公爵和伯爵的领地。

相似的，在波兰、俄罗斯也经历了同样的封建社会。

古代许多民族都建立过世界帝国，这些帝国大都很快的分裂了。但是波斯帝国维持了较长的时间，因为它并没有把被征服地区其他民族都变为奴隶，而是与他们的首领合作。比起可怕的亚述帝国来，波斯人更仁慈。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封建制度，在波斯总督管辖下的封建制度。当然，这种封建制是与奴隶制并存的，因为封建制度是一种政治设计，而奴隶制是经济制度。

亚历山大实际上承认了雅典的共和制度，也承认一些其他民族的王位，而他自己是马其顿国王、波斯国王和埃及法老，希腊联盟的领袖。在波斯，他继承了波斯人的传统。

罗马人也没有取消各民族的传统领袖，所以罗马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是日耳曼封建主。

周人的封建制与欧洲封建制相比，两者都在若干时期后衰落了，最后两者都倾向于专  制和集 权　政治，但是周人的宗法制度最后整合了中国不同民族、不同部族的文化，使之趋于一致，最终导致统一的中央 集 权国家的建立。诸侯坐大，天子衰微以后，是诸侯之间的兼并和王朝建立战争。在欧洲，封建制衰落后，出现的是王权的复兴，君主 专_制和民族与文化的分离和地方化，最终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

在中国，自秦以后，也有过不同形式的封建制度，但除南北朝以外，很少成为真正的主流。两千年来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 制国家，而不是西欧中世纪那样的封建国家，只有西周，才有典型意义上　的封建制度。

  寂寞地走过城市
         建筑的丛林,
         树上的青蝉高吟的清商
        是故乡心灵的绝响——
        石榴在柔枝上捧出
        如火的红绸
        雨中萱草无声吹奏着
        不能稍减我心中的惆怅。
        失去的是故乡     心灵的故乡，
        你贫穷   有我童年伙伴
        浅浅的希望。
        你朴实，朴实得如槐花，
        在暖风中轻轻的飘落
        默默的生长。
        城市在进逼
        抹去你每一个印痕，
        故乡，心灵的故乡
        远在咫尺，近在天涯。
        寂寞是我的高朋，
        陪伴我的青春
        又与星星白发同长。
        明月    高挂在澄空上。

 听风的心情

 听风的心情很老
        老得要生出
        淡蓝色的烟雾
        在寂寞的
        闹市的喧嚣里
        裁剪我的孤独
        装饰星星零雨
        雨敲梧桐树

庭院内匾额为齐白石所书

陶然亭公园在永定门内，邻先农坛。亭在元代古刹慈悲庵西庭院内，与庵并踞高台上，下临湖水。名曰亭，实为一厅堂。庵内有文昌阁一宇，佛殿数楹。台下近有土山，苍然满目。山上有亭曰锦秋亭，为城南佳处。庵与亭故为清帝与达官显宦游幸处，民国时，城南荒芜，亭与湖与山俱幽静，为京中文士雅集之地。  

庵前原有古槐一株，闻毛公少时曾与同游纳凉树下，惜已枯死。现一槐，谓从他处移来云。 

夏至后数日，余往陶然亭访寻故迹。东园为凤龙饭店及旅行社所据。公园门在西南，游园者甚众，多为临近居民，外地游客亦复不少。陈希同长北京时，造中华名亭园，取南北各地名亭十数，仿建于园内，布局精巧，堪称雅致。唯游客或有举措鄙俗，或有解衣露体者，嚣嚣不已，大有煞风景处。  

陶然亭以收门票故，游者绝少，尚存清韵，因盘桓其间多时。

锦秋墩下的高君宇、石评梅墓

  高君宇、石评梅塑像

锦秋山后有高君宇石评梅二墓，隐于松荫间，标白石为墓志。原墓志已移入慈悲庵内，现立二石为重修时仿制。或传文革后重修庐墓，发现二人下葬时手上象牙戒指已相换，其事甚异，或为好事者传言耳。  
肇言此游，得一诗云：  

                  绿水摇光荡锦秋
                       锦秋墩下烂云收
                       平生奋斗为俦侣
                       死后相依傍古楼
                       壮志化身成闪电
                       文章挥笔润幽州
                       青松晓得千年爱
                       长抱风流看水流

陈列室内的高君宇墓碑侧面刻着高君宇的诗：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慈悲庵外面的槐树

文昌阁

陶然亭内景

陶然亭内景

郭沫若手书匾额

亭外游廊

陶然亭外景

爽气挹山岚万苇青风带古寺  高踪怀水部一轮明月照江亭

——周恩来纪念室一角         

1433年，郑和在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去世，明宣宗皇帝下诏，“下西洋诸蕃国宝船奚令停止”，从此，一个在太平洋东岸和印度洋航线上兴盛了千年的大国，在她完成了那个世纪最辉煌的壮举之后，在大海上消失了。仅仅四十年后，受到十字军战士和马可波罗游记的诱惑，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小帆船就已经到达了美洲和亚洲的海岸，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航行。

到了清初，清政府迁走沿岸居民，不许片板下海。

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经营澳门。

除了欧洲探险家之外，在中国近海填补空白的是海盗们的势力。曾经横行大西洋沿岸的北欧海盗，与北非的阿拉伯海盗，都曾经建立了国家。在中国海岸上，明清时期也出现了强大的海盗集团。

郑和船队的退出，使得海上贸易突然中断，为海盗的活动留出了空间。由于沿海依靠贸易生活的人们失去了生活保障，只好投入到海盗的行业里去了。而这时，正值日本战国时代，沿岸的大名及日本商人，由于受到明政府限制，不能再像宋元时期那样进行正常贸易，也转而采取了海盗行径，侵掠中国沿海地区。本土海盗，沿岸贫民和商人地主，也加入了进去，依附于日本海盗集团，成了明代中期中国沿海的一大祸患。直到明代晚期，随着明政府政策的改变，那些称作倭寇的日本海盗和中国海盗才逐渐平息了下去。这时候，明朝的国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而明末的大将毛文龙郑芝龙郑成功，都是海盗出身。

清代的海盗没有留下像毛文龙或台湾郑氏那样显赫的功绩。但在一些外国人看来，求得海盗的保护，甚至比求得清朝官府的保护还要可靠些。因为海盗的组织更严密，更守信用，也更强大一些。

西班牙人在同摩尔人进行了五百年的战争之后，终于把伊斯兰教徒完全赶出了西班牙。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最终由卡斯蒂亚王国的伊莎贝尔女王完成了统一。这个年轻的基督教国家，正在致力于把境内所有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赶尽杀绝，这时立刻成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敌人，成了天主教最顽强的堡垒。1534年，一位名教伊格纳修斯·罗约拉的西班牙士兵在巴黎大学与他的七个同志成立了耶稣会。这个狂热的瘸子和他的组织在欧洲历史上因残酷的宗教迫害而臭名昭著。但在同中国的交往中，耶稣会却因政策灵活、传教卓有成效而受到称赞。

早在忽必烈时代，教皇英诺森四世就曾派方济各会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他们发现在中国各地，有许多景教教堂。

1582年，一个叫利玛窦的耶稣会神父到达澳门，1598年抵达南京，开始和中国官员交往，认识了徐光启和李之藻等科学家，把来自古希腊的几何学和天文学传入中国。1697年，法国人白晋离开中国回到布雷斯特，作为康熙皇帝的钦差大臣，他将大量礼物带给路易十四，其中包括四十九册汉文书籍。

耶稣会士们不断地向欧洲报告他们发现的这个中华帝国的奇异故事。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依靠德性和理性，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的异教国度。她的君主康熙皇帝，是那个时代最伟大、最尊贵，也是最圣明的君主。

1793年8月16日，英国乔治第三国王的特使马嘎尔尼勋爵的狮子号帆船经大沽口沿大运河到达通州，从那里登陆，9月14日，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他的一百多人的庞大使团。

英国人原打算建议中国在广州以外的其他口岸能与中国开展贸易，并且希望中国改变对外国商人采取的限制措施。马嘎尔尼的任务中还包括了像葡萄牙人取得澳门那样，在中国获取一块常驻地，由英国行使司法权。这些任务中也包括刺探中国国力的任务。除此之外，英王赋予他与越南皇帝、朝鲜国王、日本天皇等亚洲君主进行交往的权利。为此，英国人事先作了精心的准备，带来了丰厚的礼物，使团成员中包括各方面的科学家，打算把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科学发明介绍给中国。可以说，这是自郑和之后，又一个庞大的海上使团。英国人的另外一个打算是，通过与中国这个亚洲最强大的国家结盟，反对英国的夙敌，当时正处于革命中的法国。

当马嘠尔尼使团带着打通两国间贸易的使命来到中国时，恰好赶上乾隆皇帝的六十大寿。乾隆皇帝把英国特使当成受天朝吸引前来的朝贡的生番，进贡“方物”的“贡使”。他严厉驳斥了乔治国王的“狂妄”。乾隆当然不会想到，当他极力维护满人国家，调和满汉矛盾，竭力排斥外国的时候，他的帝国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危机和衰亡。

这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不对等的对话。表面上，乾隆不仅在和英国人的交往上处于上风，而且中英两国间当时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以及绘画，源源不断的输往英国，但中国人却并不需要英国货物。当时，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大量从殖民地掠夺来的白银流入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为了平衡对华贸易，英国人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推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此后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因为无法与中国进行正常贸易，英国人的鸦片走私变得十分猖獗。而海上的东西方贸易在过去的千余年间一直由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琉球人的船队在广大的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进行着，直到中国关闭国门后，才由西方的葡萄牙、荷兰、英国人所解接替。在玛噶尔尼特使来华约半个世纪后，英国人带来了兵舰。

事后英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为了贸易走私鸦片，使用武力推动贸易是强加于人。他们把林则徐的蜡像存放在博物馆内，作为那个时代英雄的人物加以纪念。

南京条约的签署，在中国人看来虽然是城下之盟，丢了圣朝天子的面子，却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不过在海边给了英夷一个小小的荒岛，允许外夷进几个有限的城市做买卖，不过是多卖点茶叶，多买点呢绒罢了。赏了外藩几个银子，夷人之间，或者夷人与百姓之间有争执，就让外国人自己处理好了，国家没有受多少损害。那不过是天朝对于外夷的宽厚罢了，几艘难对付的兵船算不了什么，天朝不会失去什么，天朝大着呢。相反，南京条约倒是圣朝对外藩羁縻政策的胜利。天朝的统治者天真地认为，从此以后，英夷不会在沿海骚扰了。

南京条约未能满足英国希望与中国互派常驻公使的要求，十年之后，英国公使跟着军队一起进了北京，而且还是单方面的。实际上大清国也根本不想派使节到海外生番那里去，更不用说去常驻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就横扫了大半个中国。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不堪一击，汉族势力趁机崛起。具有地方和个人色彩的练勇成了国家的正式军队，而且是唯一可以使用的军队。

按照当时欧洲的国际惯例，南京条约应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年换约。这时候缔约双方可以就条约内容重新讨论，后来日本就曾抓住这个机会修改了日美条约中的不平等的条款。但是英法美三国提出修约的时候，中国却并不懂得西方的惯例，况且清政府当时正被太平天国整得焦头烂额。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时候修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中国有利。清政府拒绝谈判的结果是引来了另一场鸦片战争，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了。蛮横的英法联军居然把皇帝赶出了北京，洋人真的需要认真对付了。

辛酉政变后上台的奕䜣等人终于对与西方国家的国际交往有了一些经验。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党和陕甘回民的反叛中，新起的汉族军事集团和清朝中央政府终于认识到西方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先进性。洋务运动伴随着号称同光中兴的慈禧太后的统治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开展起来了。虽然洋人时不时的得寸进尺，无理取闹，但还不敢过于放肆。清朝转危为安了。但这仅只是表面上的兴旺而已，太平天国已经挖掉了清帝国的根基，效忠清朝的汉族军阀也已经具有了另立门户的实力。

在玛噶尔尼来华一百年后，被清朝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却给了大清帝国最沉重的一击，彻底摧毁了这个鞑靼人的中国。尽管它在此后苟延残喘了十几年。

太平天国最初的胜利与其说是因为天兵的能征善战，不如说是因为官军的无能。同样，1894年，日军的险胜，也是由清军的失误白送的。尽管李鸿章根本没有把日本当成对手，中国从来没有作过战争准备；尽管日本人处心积虑二十余年，准备对华一战，中国只是仓促应战；尽管日军装备精良，倾举国之力对付中国，而中国根本没做任何动员，只是李鸿章一系的北洋海军和淮军独自应战，但中国仍然有战胜日军的可能。由于日军贪功冒进，屡犯兵家大忌；由于日军出兵朝鲜，已经倾尽国力，中国军队有过多次战胜日军的机会，但每一次机会都被腐朽的清军错失。后人以为甲午战争中国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如果就清军的腐朽而言，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战争中不确定的因素是很多的，如果某一支清军不那么腐朽，也许战争就会改观，就像中法战争那样的胜利也不是不可能。刚经过明治维新进入近代社会的日本一旦在甲午战败，它就绝对不敢再挑衅中国。没有了中国两亿两白银的赔款，没有了台湾、朝鲜、琉球的殖民地，日本后来能不能成为东亚强国，也就很难说了。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台湾被割让，辽东门户洞开，大清自同治中兴以来数十年的经营毁于一旦。纸老虎被戳穿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

中国战败后，李鸿章只能充当卖国贼了，他只能如此，别无选择。马关条约无疑是李鸿章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失败。但是即使中国在战场上已经失败，如果李鸿章能明了国际惯例，或多少知道一些日本的底细，就不至于受人讹诈和胁迫，也就不会在那样苛刻的条约上签字了。那时日本也已经筋疲力尽了，中国却并非不能再坚持一下。李鸿章在日本遇刺，使日本在谈判中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如果李鸿章利用此事做一点文章，也许中日条约还不至于太过苛酷。但在当时，清政府中大概不会有任何人能够比李鸿章做得更好了，尽管他们可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指责李鸿章卖国。

李鸿章，这位被称为东方俾斯麦，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受到列强尊重的中兴名臣，就这样可耻地成了中国的头号卖国贼。

正像古代的欧洲没有发现中国一样，中国人也仅仅是通过中亚和印度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才多少了解到欧洲的一些事情的。古代的中国和欧洲两大文明还未来得及交往，古代欧洲就解体了。北中国自身也遭异族占领，陷入三个世纪的混乱和黑暗之中。当唐宋中国成为整个世界的文明中心的时候，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的蒙昧时期。郑和的船队将明帝国的辉煌带向遥远的海域时，永乐皇帝却对复兴的欧洲一无所知。直到四百六十年后的乾隆皇帝，除了自鸣钟和郎世宁的画以外，对于欧洲事务仍所知不多。

十八世纪来华的欧洲使节，出使的是一个他一无所知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东道主和客人同样自负和傲慢。并且由于文化和习俗的差异，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加上语言不通，它们之间无法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因而也无法互相了解。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对抗，而一个老人是无力对抗一个年轻人的。

中国在同西方的交往中，因不了解对方，遭到了惨败，这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也许这就是宿命吧。

甲午战前，一些人就知道那一仗不能打，日本已经准备了多年，清军的舰队其实只是用来吓人的，连必要的弹药储备都没有。可是一班“爱国”的大臣们并不相信那些，他们要打一仗教训教训日本。其实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看看红得发紫的李鸿章怎么样栽跟头，好看看笑话。打了败仗，反正有你李鸿章呢。你敢对日本让步，正好证明了你李鸿章是汉奸。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立刻面临被瓜分的命运。一些有识之士起来了，他们太急了。面对那样的危局，谁能不急呢？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不懂得，也不想懂得官场规则，他们卷进了宫廷斗争，送掉了自己的脑袋，也断送了难得的一次改革的机会。

于是，饱受欺凌的农民们起来了。他们当然是激于义愤，要把那些欺压他们的洋人赶尽杀绝。他们要杀死遇到的每一个洋人，每一个信洋教的人，每一个家里藏有洋玩意儿的人。他们烧掉教民的房子，杀死德国公使。清政府内的一些人觉得，有这样的百姓支持，何愁洋人不灭？这些年来洋人在大清的土地上太猖狂了，最好把他们全都赶出去，永远的赶出去。于是，就是那个慈禧太后，下诏同时向十一国宣战，派兵配合义和团围攻各国公使馆！

有意思的是，虽然有那么多的清军，居然一个多月都拿不下一个小小的使馆区。有一部分清朝官员，暗中庇护外国公使，部分清军和北京居民，也把食品甚至武器偷偷卖给了使馆。

先是义和团，再是北京的一批地痞无赖，最后是八国联军，给北京这座千年古城造成了一次又一次劫难。

幸亏那个时候中国还有几个明白人，否则以后发生的事就不堪设想了。义和团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不亚于甲午战争，各国民间对中国的同情，变成了对中国野蛮落后的指责。巨额的赔款，成了中国人难以负担的重负。清帝国因为这次最后的疯狂，迅速垮台了。虽然在最后的十年中，它变得乖巧了，内政外交都有了大幅度的改革，能让步的地方都让步了，可是已经为时太晚。改革带来了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由此所造成的阵痛，是衰朽的清廷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的。革命党的起义不过是对已经濒临倒塌的建筑给了最后的一推罢了。

父亲节已经过了，没有任何表示。父亲绝对不看，也不可能看到我写的任何东西。表面上看，父子关系总是冷淡的。

其实表面的冷淡后面的含义很深。

男女平权运动已经一个世纪了。如今妇女的地位和男性已经平等了，至少在人格上是这样。如果说还有不平等的地方，那是性别分工的不同，不可能，也不应该绝对平等。像要求男性那样要求女性，或者相反，都是违反自然的，不符合人性的。

但是父母对于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爱永远不可能是一样的。小鸟依人，女儿和父母看起来更亲近，父母对女儿更疼爱。男孩子好像更顽皮一些，更多一些反叛趋势，父母对男孩儿可能稍显冷淡，或者更严厉一些，这两种爱有分别吗？

有的，父母对儿子的期望永远不会和女儿相同。儿子必须承担更多的东西。父亲和儿子看起来很疏远，可是，他会为儿子的每一个成就暗自高兴，替儿子的每一个挫折暗暗担忧，他永远不会满足于儿子的成就，他的要求永远更高，他总是期待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儿子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责备多于赞赏，鼓励多于夸耀。谁能说这种爱不是更深厚呢？

父亲不会这样苛求自己的女儿。不是不爱女儿，因为，男孩子和女孩子将来承担的社会角色不同，男孩子必须负起更多的责任。

儿子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东西很多，但是往往自觉不到，会对父亲很反感。倒是女儿更在意父亲，更关心、更体贴父亲。我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女儿，可是上苍给了我一个儿子，我必须像爱一个男孩子那样爱他，我很爱他。

十号进京，还住去年的老地方，除了房间变了，什么都没有变。后悔不该把乘车卡退掉。

宿舍无法上网，办公地点网速极慢，还不如去年，杀毒软件无法更新病毒库。

十三日，周五下班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如注。等了好久不见雨停，只好趁雨小，倒挟者背包一气跑回宿舍。可是全身已经湿透了。最倒霉的是鞋，只有这一双。看来明天得去买一双了。

到周末了，领队请客，到后海喝酒。上了公交车，从马甸桥北到马甸桥南短短的一站路竟跑了四十五分钟。天哪，要真在这里长住，看来得整副滑板，出门溜着走，比骑自行车还方便些。

在什刹海转了一个晚上，雨一直没停。在小酒吧里听歌。一个自称来自西安的游客唱得不错。找来一问，原来小伙子父母是西安人，本人在北京长大，从未到过西安。有意思。

十四日星期六，细雨濛濛。先到天安门看了一下，然后办理了乘车卡。原想长期使用，看了一下有效期，只到2010年六月，看来走前还得退掉。

去年断断续续在京三个月，休息时间跑了北京的几家主要书店，收获不多，回去时却大包小包，带了一大堆书。今年不再去图书馆了，周六周日古籍不开放，找其他书并不比西安方便。

今天到王府井书店，买了一本英文的奥义书，只有十三篇，比徐译中文本少多了，是华兹华斯公司两千年版的新译本。选题不错，内容没有细看，但是封面梵文居然印颠倒了，看来国外出版商在这方面还不如国内的。新印两本旧书，人民出版社选编的金克木文集《咫尺天颜应对难》，爱不释手。金先生是我最崇拜的大师之一。复旦版吴梅《词学通论》，纯之又纯的“国学”。

给典典买了几本书，挺不错的。

十五日星期天到雕塑园，相当不错。园子太大了，在东园转了大半天，居然没找到西园，出园后才知道。问了售票处，重新进去，又拍了几张照片，相机没电了，真可惜。

返回时车又堵的一塌糊涂。

老西安有许多民谣，由于没有记载，基本上失传了。有一首关于西大街到庙后街一带风土的歌谣很长，曾听老辈人念过几句，大概记得的几句是：

“……薛家坟上修城隍”，是说城隍庙是建在唐初名将薛仁贵家的坟上，有一个程咬金保护薛家的民间故事与此有关。

“……郝家的当铺为穷汉”是说清末民初庙后街一带的店铺的分布情况，可惜老人家只说了两三句，而且我记不清了。

较完整的一段是个故事，涉及一段有关城建的史实：

“朝邑有个刘鳖三，争着抢着修举院，
        银子花了千千万，还落了个王八蛋。”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西安，是一个鸦片城，市民抽大烟的很多。有一首关于鸦片的民谣是大概这样的：
          瞎子吃了一口烟，星星底下穿针线。
          跛子吃了一口烟，端个梯子能上天。
         背锅子吃了一口烟，一夜睡得腰长端。
         流鼻（刘备）吃了一口烟，不过长江撂江山。

还有一些童谣，流传的比较多，也比较完整，以后有机会再记下来。这两首民谣很少听人说起，我记得也残缺不全，希望知道这些民谣的朋友赐教。